第四編　　赤禍洪潮吞噬了中國 第十六章　　戰爭的序幕 　　中國共產黨問題從開始便有許多誤說及爭論。這種現象並不是偶然的，共產黨是有計畫這樣做的。 　　蔣委員長的真正的目的是全國統一。這是他一向的目的，到了自由中國臺灣，他的目的仍是如此。但 是在我從中共區逃出的兩年間，我曾旅行於東南亞，歐洲和美國，共產黨宣傳的成就，使我頗覺驚駭，他 們攻擊蔣委員長是反對國家統一的。甚至到了一九五一年八月四日羅斯福夫人還在她的專欄裡寫稱： 　　「因為蔣介石未能建立起一個統一政府，共產黨才能夠擴展強大而完全攫取過中國。其他在政府中已 經有共產黨參加的國家都生存得很好…」 　　這自然是和當代歷史事實不合的，但我願就我自己的經驗和見聞直接加以敘述。一九四○年我曾看到 太行山共產黨大規模施用的軍事陰謀。他們有計畫地消滅了六萬眾的三軍國軍，但卻不去襲擊五十哩外的 兩萬名日本軍主力。 　　每當我讀到蔣介石「未能」建立一個「統一政府」而使共產黨攫取到中國一語時，或當我聽到其他的 邪惡謊言攻擊蔣委員長一意對抗中國共產黨而不抗日的時候．我便希望所有那些不明真像或遭受朦騙的人 們，應該到中共占領的中國鄉村裡住一下，親眼看看他們的行為；或者應該同我一起作那一次穿過三省， 歷程一千二百哩，登山涉水，騎腳踏車或徒步的六週旅行，沿途並須躲避日本和共產黨的戰線。那時他們 也許會看出，二十五年來中國之未能統一，全由於共產黨少數黨堅持著要在國內自己單獨組織政府及擁有 私人軍隊。堅持這個問題的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政府。世界上任何一個自尊的政府，都不會允許一個少數 黨團體對自家權勢作如此的輕侮。林肯曾經勇敢地面對著這樣一個問題，並使美國從事內戰以維持聯邦在 憲法下的統一。 　　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的紛爭，到一九四○年及一九四一年間爆發，其間背景可以加以簡單敘述。前此我 曾經談到在那些環境和壓力下蔣委員長接受與共產黨組成聯合戰線，及共產黨之如何發布秘密命令不守誓 言，此間我願再敘述一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初期的幾件重大事件。 　　一九三七年九月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案，與共產黨從事調解以謀全國統一。並特 別規定如下的調解的條件：（一）取消共軍編成國軍；（二）解散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其他類似 的分裂組織；（三）共產黨停止宣傳，並接受三民主義；（四）停止階級鬥爭。 　　這些條件都經共產黨「欣然」接受，政府也認為共產黨有此誠意。 　　七個月後，一九三八年四月，軍事改組開始。朱德與彭德懷所統率的八路軍，改編成中國國軍第十八 集團軍派駐第二戰區，在山西北部對日作戰。 　　一九四○年共軍又增編一個新四軍。由葉挺任軍長，在南京及武漢地區對日軍作游擊戰。總計當時十 八集團軍兵力為四萬五千，新四軍兵力為一萬。 　　最有趣的事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呂正操曾約我作一位共軍將領。他向我提出這項請求已非一次。他 常這樣說：「我們會獲到勝利，你最好加入我們這一方面。」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蔣委員長坦白地告訴周恩來說，他希望共產黨的兩個軍都聽從政府命令。他聲 稱政府必能堅定保持對所有軍隊的公正態度，如果共產黨接受並執行政府命令，他們的軍隊便會接受到與 其他部隊的同樣待遇。但他又指明，他對共產黨之堅持要求自主，不能容忍。 　　當安徽的新四軍違背了誓言，侵入政府軍隊的戰區內時，首次的紛爭便發生了。這次事件發生在一九 四○年一月，剛好在新四軍改組完成之後。後來據新四軍的官員們說，新四軍根本不想服從委員長的命令 ，而只打算擴充共產黨的控制區。共軍和政府軍的衝突造成了一項危機。政府為了維持軍紀計，只有採取 唯一措施──解散抗命的軍隊並逮捕葉挺。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試觀察新四軍在這一年裡的行 動，可以看出他們完全藐視誓言，並利用與政府的合作來擴張勢力。新四軍在一年前整編時僅有五千人。 後來以偷襲國軍及強迫國軍兵士加入共軍的方法，半年後人數擴充三倍。它便利用這些殘暴不法的軍隊來 擴充新控制區。強徵人力以協助新控制區的擴展，一向是共產黨的主要目的。 　　但是蔣委員長不願意把中國的叛逆事件傳到國外。他認為這是一項純粹的國內問題，如果在國外廣泛 討論或刊載起來的時候，便有失全中自的體面。因此這項消息就未予發布。 　　共產黨曉得所有外國特派員一定已經獲曉這項消息，便先聲奪人發表出他們自己的新聞。以後政府再 做解釋時，自然要受到懷疑心理的判斷了。共產黨在宣傳上很有技巧，他們老早便計畫好他們的策略，若 干年來一直在發動宣傳，贏取到外國特派員的友誼，邀請外人到延安參觀，並且周密地布置好參觀路線。 他們優渥地接待著這些作家和觀察家，安排起極有利的環境，等報道刊載出以後，自然是對他們有利的。 　　特派員們參觀的路線都經過審慎地檢查，一切都經過極小心的安排。塵土掃在地毯下面，院子收拾得 很整齊，訪問人員所看到聽到的東西，都是共產黨希望他們所看到聽到的東西。 　　一九三八年當哈都翰遜在呂正橾的導遊人陪同到安國參觀的時候，我曾告訴他說：在被保護下旅行中 共區，你所聽到的「是」便是「非」，「黑」就是「紅」；中共區內的外國人，還很少有機會能對參觀的 外國人講這樣話。 　　共產黨早已預想到新四軍的叛逆行為會要攤牌，並確信外國的輿論會相信共產黨的軍隊乃是惡劣待遇 與不公平歧視下的犧牲者。更不幸地是若干思想左傾的特派員竟從表面上判斷共產黨的報道，而予以擴大 發布──特別是在美國如此。 　　但是國民政府並沒有採取有效的對付措施，它所發布的新聞太少也太晚。如果關於新四軍陰謀叛逆的 証明文件在未發動前便為政府獲到的話，那樣便可以使世界輿論相信是共產黨不服指揮了。在實際上從新 四軍被俘領袖身上所獲到的陰謀証據，也未曾公布。 　　國民政府的新聞發布政策，此後一直沒有什麼重大改變，遇事保持沉默的態度使共產黨占了多少便宜 。他們不停地撒謊，侮辱，他們認為只要謊撒得大，繼續的時間長，人們便會相信那是事實。 　　任何人如果不曉得共產黨毒惡的叛國叛民陰謀，便不必多談中國統一，也不必不負責任地歸咎政府。 這不是什麼神聖「革命」，而是無政府主義。 　　我親眼看到共產黨的陰謀，處處在打擊政府的忍耐。共產黨的各種威脅，迫使得蔣委員長解散新四軍 並俘虜葉挺。 　　這裡再讓我轉過筆來敘述另一件事。 　　一九四○年二月我涉險到中國自由地區去會晤雷鳴遠神父。那時他正在軍隊裡服務，領導聖約翰耶穌 兄弟會作救護傷兵工作。我只曉得雷神父和部隊駐防的大概地區，中間必須通過共軍所控制的地帶。那時 候日本軍隊控制著鐵路線，我無法搭乘火車，因為日本人把我看成是親中國份子，禁止我坐火車到任何地 方去。事實上他們也不會發給我通行證或護照。 　　我只好和我的同伴安遜尼擬好一條紆迴前往的路線，躲開日本軍隊所占領的村莊，向著西南方以順德 縣波蘭教會為第一個目的地。我相信我可以騎腳踏車直到順德。後來由事實證明，我這項計畫是完全對了 。 　　第一天出發我僅走了一百華里。因為沿途我必須停下來受幾次逮捕和盤問，所以只走了這一些路程。 那時共產黨所控制的鄉村地區都實行戒嚴，只有共產黨員才能旅行。縱使持有共產黨特別通行証的村民， 也無法超過他所住的村莊轄區。 　　共產黨的旅行限制很嚴，他們建起一層層的竹幕，限制人民往來各區。一個共產黨員可以隨意行動， 非共產黨員則寸步難行。非共產黨員旅行時須向當地共產黨當局請領通行証，活動地區，最多不過包括十 幾個村莊。到鄰近村莊旅行可以由當地共產黨當局准許。但到另一區旅行中間經過十幾個村莊時，便須由 這兩區的負責委員簽發通行證。如果旅行地區達到幾個區所轄的六十個村莊時，便須由更高的負責當局簽 發通行證。 　　一般的農民，自然找不到這六十個鄉村中共產黨官員的所在地，即使較富有的農民也無法做到這一點 。領取通行證全靠一個人的機警和幸運，因為這制度的本身不僅要限制區內各村間的旅行，並且要取消到 區界外的旅行。共產黨冷面無情地審核通行證。通行證的類別很多，「村莊通行証」，「區通行証」，「 縣通行証」，「省通行證」，「政府通行證」等，必須找到區，縣，省或政府的共產黨官員簽發。 　　我在當晚抵達趙家莊之前，曾經被捕兩次。我身上帶著一張普通通行証，雖不是特別通行證但總比村 莊通行證好一些，結果都能獲准通行。 　　還有一次我的腳踏車幾乎被擊壞。如果腳踏車壞了，那才真正苦事。事情發生在一個村莊的進口處， 共產黨在那裡派幾個兒童作哨兵。這些是在兒童隊裡服務的「小鬼」，供鄉村地區下級共產黨員的差遺。 這些孩子帶著短棍把在村口，騎車的過路人如果在命令「站住」之後未能迅速停車時，他們便會用棍子向 車輪打去。幸虧我從車子上跳下得很快，車子沒被弄毀。 　　這些小孩子們向我問口令，並且叫我高聲讀出附近廟牆上的三個大字。共產黨這項新政策有幾點目的 ，村口上貼的三個大字每天更換一次。這些「小鬼」們有很大的權力，執行命令時很粗野，他們比那些每 天通行此地的目不識丁的農民，總多有些知識，在這一點上，他們有權力命令比他們年歲大的人。他們對 那些不識字的男女加以嘲笑，把他們留在那裡，強迫他們反覆誦讀那幾個字，直到認清記熟為止。這種強 迫「教育」是共產黨訓練中的一部，以期使農人至少能認識共產黨的標語。並且也可以使兒童們染上狂妄 目無長上的心情。 　　每一次我被這些共產黨小鬼捉住的時候，他們便由一個人陪我到村莊裡的共產黨總部。每一次我都須 反覆解釋我的身份，說明我旅行的使命和目的地。走出村口的時候，我還須拿出通行証，答出口令。由於 沿途的耽擱，無怪從清晨動身到夜晚十一時才走出一百華里。（約合三十英里） 　　第二天，我走到了劉家莊，這是我教區內的天主教村莊。我們曾在這裡設立一間中學，一個孤兒院， 一所教堂和教士住宅。 　　幾天以前，日軍曾侵入這帶地區，共產黨在學校裡架起機關槍抵抗，使日本軍砲火集中到這一帶建築 物，死傷許多村民。這又是共產黨假借「抗戰」為名而殘害老百姓的狂暴手段。 　　日本人採取報復手段焚燬教堂，若干村民又在救火中喪失性命。我盡量協助村民處理了些緊急工作， 在次日天未破曉前動身。 　　第三天我抵達唐村，停留兩天再向卞村出發。唐村和卞村之間是一帶無人地區。日軍駐防在靠近鐵路 的一旁，共產黨據守鐵路另一旁，中間條地帶最為危險，土匪出沒無常，目無法紀，時有劫掠發生。 　　唐村的人警告我小心，告訴我不會安全地通過這塊匪區，他們會劫去我的腳踏車，甚至把我殺掉，但 是我必須走，最後，一位村民承認他認識那位土匪頭，他會請他保護我。他自言自語地走了出去，隨後帶 進一個青年小夥子，推著一部腳踏車。 　　那位村民告訴我說，這年輕人作我的嚮導，我必須聽他的指示。我們一起出發了，騎著車走向村外的 大道，許多農夫都荷著槍在田裡做工。 　　約摸走到離卞村還有一半的路程，也正是匪區的中間，我們走近一個極小的村莊。一位面貌和善的老 人，兩隻手各提著一個鳥籠子緩緩地向我們走來。看樣子他是走出來溜百靈鳥。當他走近我們面前，我那 位嚮導趕忙從車上跳下，我也隨著下車。那位青年小夥子向老人叩頭，講話極為恭謹。我也鞠躬表示敬 意。 　　那位老人打著招呼歡迎我們，和靄地對我講話，請我到他家裡休息一下喝杯茶再趕路，我向他致謝並 表示歉意，說明我必須趕路要緊。他笑了笑點首告別，悠然地溜著百靈鳥，真像一位中國的老哲學家一樣 。我們踏上腳踏車，穿過村莊再向大道馳去。走出村莊後，我那位嚮導轉過頭來對我說： 　　「剛才那位就是土匪頭」。 　　「那個溜百靈鳥的老人？」我驚異地問他。 　　「正是他」。他回答著說。 　　我驚愕得講不出話來，沒法把那位態度和靄如此喜歡百靈鳥的老人，和一般態度兇暴滿面髭髯的土匪 頭相對比，這樣的老人竟受著日本人，中國人甚至共產黨的敬畏。我一路上想著這件怪事，直到和那位嚮 導分子告別的時候還在百思不得其解。 　　以後我又繼續走了幾天，沿途沒遇到事故。我走近順德城了。順德是一個大縣城，城裡面有一個大波 蘭教會，附設一所醫院，院長是森尼維玆神父。他是一位醫學博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任軍醫。戰後返 國時，夫人已經逝世了。他把女兒交給修女照顧，自己專心從事於眼科工作。不久他對宗教發生興趣，把 家眷安排好以後，做了教士加入芬遜特教會。以教士身分，他不能在波蘭行醫，但芬遜特教會於一九三○ 年在中國開辦了一個教會，於是他便來到中國開設一所眼科醫院。 　　我到中國不久便認識了森尼維玆神父，並由他那裡得到許多技術的援助。河北省人口總計有三千二百 萬，在經濟上無法自給。若干人都移到東北或蒙古，否則便須在家鄉渡著極貧苦的生活。因此，改進中國 經濟及提高生活程度便成為主教和我所最關心的問題。我們希望中國人民曉得我們的誠心和用意，教會不 僅完全從事於宣揚福音，並同樣關切人民的物質幸福。我們開設學校，並訓練中國人改進他們的農業方法 。但是健康問題乃是一項極追切的問題，於是我開始集中力量，做些改進衛生情況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我在安國縣開設第一所小施藥所。我送許多教堂裡的青年男女到順德森尼維玆神父處受 訓。他每年收六名男教友和六名女修士。一批受訓回來從事服務後，我便再送一批去受訓。森神父的條件 是他們必須為窮人服務。他們不僅學習眼科，並學習小兒科，及中國所最流行的其他疾病。我們對老百姓 解釋我們施診的原則，窮人免費，富人付錢。 　　我們這十幾個人竟完成了許多大小的奇蹟。一九三七年他們曾醫治過五萬病人。這是一段非常期間， 因為戰火已經燃到安國，我們曾經救治了許多傷兵。 　　這時候我不再追想以往了。眼前就擺著一個現實問題，我怎樣走進城門。我把腳踏車和衣服書籍的小 包藏在城外，在一個小教堂裡洗了洗臉，一點行李不帶步行走向城門。一位中國人和我同行，向守城門的 日本兵証明我是當地教士。守門兵上誤認為我是一位城裡的波蘭教會神父，這倒正合我的希望。他放我進 入城門，我逕直跑到森神父那裡。我現在已經走出三百多英里，已經接近太行山。雷鳴遠神父就在山裡某 地，我必須在順德打聽好他的確切行蹤。但是共產黨軍隊也都布滿太行山裡。當穿行他們所認為是自己領 域的太行山時，我必須找出些使他們滿意的理由。自然我不能告訴他們我是去找雷鳴遠神父和他的野戰病 院和國軍。 　　但是我並不是毫無準備的。在我離開安國之前，我便傳出消息說是要到順德的一個著名眼科醫院去醫 眼病。事實也是對的，我希望森神父能替我檢驗一下目光，並給我磨一副新鏡片。但是我必須有一個極顯 著的就醫理由，以通過共產黨的盤問。 　　森神父正好能替我造出這樣一個理由。他從我的臂上靜脈裡抽出一點血，注射在臉皮上，我的眼睛立 刻變得通紅，真好像是一個害眼病就要雙目失明的人一樣。 　　這次的注射效果，一直延長到我完成了目的──會到雷鳴遠神父──再返回安國以後。這次的注射， 甚至把眼球虹彩的藍色都弄得血紅，朋友看見吃驚，敵人看見也嚇一跳。我們隨便走到那裡，安遜尼「作 得更像煞有介事」。他攙著我，領著我，真好像我瞎了一半，他並且告訴人們遠遠躲開，以免傳染上那樣 可怕的眼病。 　　有許多次，共產黨哨兵檢查我通行證的時候，都把我遠遠推到不致傳染上的距離，並且罵道，「老暴 發火眼，快滾開。」我聽到後不覺心中暗笑。